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用心若烦,则精散;持身若简,则思远。

 
 
 

日志

 
 

国学班“清代小学研究”课程期末考核作业选(之三)   

2010-03-03 19:34:35|  分类: 传统国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国朝汉学师承记》读书报告

 

国学班2007级 杨振

 

提起清代学术,想必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精细繁复的小学训诂,特别是乾嘉时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这其中又多以汉学著名。作为吴派学者的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正是其代表作,也是乾嘉及之前的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著作,系统的向我们阐述了汉学传承的学术史。现在我们就进入本书中,具体的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有关的问题。

 

一、《汉学师承记》简介

 

(一)  著书的原因

关于著书的动机,江藩在书的卷首即说到“暇日铨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按照江藩自己的说法,其纂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国史”提供素材,可这“国史”究竟是何物呢?究竟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还是特指什么东西呢?

关于“国史”,我们不得不注意同时期在编纂的另一部重要学术史著作—阮元负责主修的《国史儒林传》。编写《儒林传》在我国各朝史书的编修中均有之,体现了国家对于儒学和儒者的推崇,能够入选其中对于学者来说都是极高的荣誉。而在编写的过程中,编修者自然要参考诸多的素材以及各儒者自己本身的著作。而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正是一部记叙儒者传记的著作,甚至其书的体例都几乎与史书一致,几乎就是一个以汉学儒者为主的“儒林列传”,因此也不排除它是以备《儒林列传》之“采择”。这虽然不一定十分正确,却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意见。

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宣扬汉学,《汉学师承记》书名中既有“汉学”又有“师承”,同样在书中既描写了汉学学者们的巨大学术成就,又梳理了汉学传承的脉络,让后世之人充分感受到了汉学的辉煌成就,对于汉学阵营具有十分重要的宣传价值,极力强调汉学的“正统地位”以及巨大成就。所以,《汉学师承记》也是一部汉学阵营的“宣传手册”。

(二)  全书的体例

《汉学师承记》总共有八卷,按照传记的方式记述了诸多学者的生平经历、学术成就以及学术的源流。这一做法与学案体(如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极为类似,因此也可看作为学案体。全书在记叙各学者的传记中,又有正传和附传之分。正传共记载四十位学者,而附传则有十七位学者,所以正式记载的人数有五十七人之多,另外在各传记里面还顺带介绍了一些相关学者的履历成就。

而在各卷的编排上,则按照学术流派来划分。江藩在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吴派、皖派之分,这点在编排上也体现了出来。卷一主要记叙了江藩眼中汉学的创始人物:阎若璩、胡渭等,卷二和卷三则主要记叙了以惠氏为代表的吴派学者,卷四所记人物则处于吴皖二派之间,卷四卷五则主要记叙了以江永和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卷七则是扬州学派的学者,卷八则比较特殊,收录了黄宗羲和顾炎武二位大儒。

在书后附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江藩之子江钧还对其父亲的选取著作的标准进行了一番论述:“著录之义,大凡有四:一,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一,书虽存其名,而实未成者,不著录。一,书已行于世而未及见者,不著录。一,其人尚存,著述仅附见于前人传后者,不著录。凡在此例,不欲滥登,故非以意为弃取也。”

从这一标准看,江藩著此书的时候选材是十分严格的,其中尤其又以第一条最为重要,言必关乎经义小学,义必关乎汉儒古训。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江藩的“汉学”观念之强烈,从而由这一要点出发,对江藩作此书的目的也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关于体例,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即《汉学师承记》与史书的传记十分类似,其中的内容多是辑录众书而成,而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夸夸其谈。加之卷首对清室的极力颂扬,也颇有一点“国史”的意味。同样,在各学者的传记中,江藩除了记载各大儒的学术成就外,还重点着墨,记录了当中很多人的政治事功,如阎若璩,除了记载他的学术经历以及巨大成就外,还强调了“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至京师,握手赐坐,呼‘先生’而不名”,这无疑是巨大的荣誉,同时也表明了《汉学师承记》接近“正史”的政治立场,所以才能“以备国史之采择”。

 

二、书中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抑宋扬汉”的立场

书名既然为《汉学师承记》,自然就是以宣扬汉学为方针,但这却引起了激烈的反响,比如方东树就写了《汉学商兑》来回应江藩,因此这也造成了汉宋门户之争的进一步加剧。如上所述,江藩在选材时订立的标准就是具有浓重的汉学意味的——“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因此,很多宋学学者的著作并不能入内。这是一方面,即在区别汉宋上面是有严格标准的。另一方面,即使标准如此严格,选入《汉学师承记》的学者仍然有很多并不是纯粹的汉学家。如王兰泉(昶)治学虽重汉学,但在宋学上同样有造诣。可是江藩在王昶的传记中,却未言及他的宋学功夫,而单单强调了他的汉学造诣,因此给我们“王昶就是一个纯粹的汉学家”的假象。

同样,还有卢文弨,“治学重视理学,认为‘《朱子集传》自是颠扑不破’,卢氏论及治学途径云:‘夫杂学不及经学,而穷经之道,又在研理。理何以明,要在身体而力行之,时时省察,处处体验。即米盐之琐,寝席之亵,何在非道,即何在非学,正是不待于沾沾于讲说议论只为功也。’”[ii]而对于卢文弨的描述,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仅仅是以“弨官京师,与东原交善,始潜心汉学,精于校雠”来评价。这就只是写出了卢氏的汉学功夫,却对于其理学背景选择性忽略了。同样的例子还有沈彤刘台拱等等,均遭遇了“选择性忽略”。因此,在阅读《汉学师承记》时,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可把它作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参考文本,却不可完全迷信它,毕竟这是一本严格的以汉学为正统的学术史。

但如果据此就可以说江藩是一个嫉“理学”如仇的人,那也是不妥当的。因为江藩在《国朝宋学渊源记》的卷首说:“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藩为是记,实本师说。”由此可见其对宋学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毕竟百行仍要法程朱。又比如江藩在评论宋代性理学时认为“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若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在江藩的这一段评论中,“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是重点。可见江藩对于理学并不全部赞同,却也不是一概否定的。

从另一方面看,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之后又撰有《宋学渊源记》,这多少也有一点调和汉宋的味道,毕竟学问是不可能完全割裂开的,宋学当然也会有其可取之处,只不过作为一个正统的汉学捍卫者,江藩着重的是想宣传汉学的,表明汉学的巨大成就以及师承脉络,所以对宋学肯定会有忽略。因此,大体上还是一个“抑宋扬汉”的基调。

(二)  对于“顾黄”二人的排位

顾炎武、黄宗羲毫无疑问是清初的大儒,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清代儒学的开山之人,如焦循就在其《国史儒林文苑传议》中表示“窃谓黄梨洲、毛大可、全谢山诗文富矣,而学识冠乎天。”二人承上启下,将明清学术串联了起来,都是通儒,但在《汉学师承记》中却只能屈居在最后一卷,实在让人费解。但好好想想,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首先从学术上来看,顾黄二人虽为大儒,但其思想的重点仍是在宋学上面,这就与江藩的汉学正统相冲突,若将二人作为清代汉学的开山之人,岂不使汉学屈居于宋学之下。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就说了“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哉。”作为一个正统的汉学者,江藩并没有将顾黄二人作为汉学的开山始祖,正体现了他强烈的汉学观念。

顾黄二人没有被列在卷首,而是阎若璩、胡渭二人被江藩推崇为汉学的开山始祖,这自然又有其原因。阎若璩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尚书古文疏证》,在书中他考证出了古文尚书为伪书,而宋明理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正是出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篇。而古文《尚书》既然是伪书,那么这“十六字”自然也是伪的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这也就在侧面表明了汉学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再加上阎若璩治学严谨,重考据,开一代汉学学风,实为汉学的杰出代表,因此能被认为是汉学的开山之人。

同样,胡渭的代表作为《易图明辨》,书中否定了周敦颐所说的“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的说法,而宋儒的理气心性均从此衍生而出,如此一来,就彻底打击到了宋学,这对于汉学者来说是具有极大意义的。阎、胡二人几乎对宋学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因此江藩将二人列在卷首,作为汉学开山,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从政治上来考虑,将顾黄二人作为汉学开山而列在首卷也是不妥的。不管怎么说,二者毕竟当年曾经作为明朝遗老参加了反清斗争,只是在斗争无望后转而埋首于学问。二人在政治上是不符合国朝经师这个称号的,只不过其学问确实很大,因此得以列入其中,但只能屈居于最后一卷。而且,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还具有“国史”的意味,“以备国史之采择”,因此政治确实是个很敏感的话题,这是想极力推崇汉学的江藩所不能触犯的。

但对于此问题,我有另外的一个理解。我认为江藩将顾黄二人单独列于卷八是经过他挣扎之后权衡的产物,是对顾黄二大儒的尊重。因为顾黄二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学术上都与乾嘉时期的正统有着抵触方面,所以江藩不能将其列在卷首,尽管江藩也承认“自黄梨洲起而振其颓波,顾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可见江藩的确承认二者为大儒,但因为种种以上的顾忌,并不能将二者列在卷首,故转而将二人单独成卷,列在最后一卷,并不将其混杂于其他诸生之中,这也算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做法,列于最后一卷并不意味着完全就是轻视。

《汉学师承记》既表达了汉学重名物训诂,皓首通经的汉学学术观,又叙述了以汉学为中心的学术传承史,重点表现了“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对于我们了解清代汉学的发展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此读书报告也是我阅读此书的一点小小收获,虽小,但却足以给我带来巨大的触动。

 



[i]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钟哲整理,中华书局,2003年版

[ii] 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          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桑兵、关晓红:《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三联书店

3.         赵昌智:《扬州学派人物评传》,广陵书社,2007年

 

  评论这张
 
阅读(291)|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