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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用心若烦,则精散;持身若简,则思远。

 
 
 

日志

 
 

国学班“清代小学研究”课程期末考核作业选(之二)  

2010-03-03 19:30:43|  分类: 传统国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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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枝可依——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

国学班2008级 孙立

 

摘要: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他系统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承继渊源,为学人研究清代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今试对该书进行剖析梳理,并结合《国朝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对汉学、宋学之争作一探究。

关键词: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汉宋之争

 

一、关于概念的厘清

 

首先,对相关概念作一厘清交代。

所谓“汉学”,原本是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在清代,考据学是学术之主体。考据学以考经为主,是儒家经学发展到清代的产物,由于以尊汉学为治学宗旨,故也可称汉学。也就是说,汉学即清乾嘉学派所治之学的统称,尤其在与“宋学”对称之时。

所谓“宋学”,主要指宋代(也包括元、明)程、朱和陆、王的理学,同“汉学”相对。此外,宋学又有广义,即泛指宋代的学术,非专指理学。不过,清人眼里的宋学一般仅指理学,非广义之谓。

 

二、关于江藩

 

江藩(1761—1831),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老人, 江苏甘泉(今江苏扬州)人。曾受学于余萧客、江声,是惠栋的再传弟子。阮元在为《国朝汉学师承记》作序时,称其“博学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经,折衷两汉”。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十分有名,其中《国朝汉学师承记》影响尤为巨大,争议也颇多。

或许学问亦“憎命达”,清代统治者极力倡导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也以宋学为主,因而诸多汉学家虽学术成就巨大,却往往仕途无门,生活窘困,那么江藩的境况又如何呢?他在《国朝汉学师承记?汪中》中直抒感慨:“藩自遭家难后,十口之家,无一金之产;迹类浮屠,钵盂求食;睥睨纨绔,儒冠误身;门哀祚薄,养侄为儿;耳热酒酣,长歌当哭。嗟乎!刘子之过,酷于敬通;容甫之阨,甚于孝标。以藩较之,岂知九渊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胜于尝胆哉!”字字含泪,惨况可想而知。在为余古农作传时,他亦不胜伤感:“藩自心丧之后,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载途,饥寒切体,不能专志一心从事编辑。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叹治生之难,蹈不习之罪,有负师训,能不悲哉!”可见,江藩命途多舛。

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令人唏嘘,而由此生发的对人生际遇和时世变幻的复杂情感便深深印刻在《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述中,正是“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三、关于卷一

 

《国朝汉学师承记》共八卷,从全书脉络看,卷一带有总序的性质。在谈到经学发展时,江藩认为:“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可见,江藩的撰述宗旨便是:纯粹学术,旌扬汉学。

作为惠氏之学的传承者,江藩此书不但要弘扬师学,而且要达到构建“汉学大业”的目的,“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的高标准定位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汉学要昌明于世,也要入史。

除撰述宗旨寓于卷一外,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江藩不厌其烦地大篇幅叙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的文治,政治色彩浓郁,给人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之感。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是否为江藩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不过其真实用意值得进一步思考。除有慑于当时的文化高压外,江藩此举可产生几个效果:一是统治者对经术的重视表明汉学的合法地位不容置疑;二是客观上给后继的统治者以无形压力,希望其继续支持汉学;三是暗示汉学完全可与宋学分庭抗礼,对王朝统治十分重要。

另外一点,便是卷一末尾江藩的不平之鸣:“经明行修之士,命偶时来,得策名廊庙;若数乖运舛,纵学穷书圃,思极人文,未有不委弃草泽、终老邱园者也。甚至饥寒切体,毒螫憯肤,筮仕无门,赍恨入冥。虽千载以下,哀其不遇,岂知当时绝无过而问之者哉!”诸多汉学家“生前寂寞,身后热闹”的境遇也激发了江藩的撰述欲望:“是记,于轩冕则略记学行,山林则兼记高风。非任情轩轾,肆志抑扬,盖悲其友麋鹿以共处,候草木以同凋也。”由此可知,在对该书进行崇高的学术定位的同时,江藩又颇自然地进行深沉的情感定位。此时,江藩已化作身千亿,成为汉学家的知己,为其代言,也正是《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双重认证”,使撰述多了份温情。

 

四、关于卷八

 

江藩将黄宗羲、顾炎武列于卷八,即卷末。这一“数典而忘祖”的安排,着实令人困惑。因为论汉学开山,“阎百诗、胡腓明诸君子推挹南雷、昆山”。如此

“怠慢”两位学术界殿堂级的人物,江藩作何解释呢?

江藩似乎预见到自己的安排会引发争议,在两传末尾说明了其中缘由。

江藩先从二人的学术思想入手:“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哉!”江藩站在“纯汉学”的立场,推崇汉学正统,对于“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十分排斥,他对黄、顾之学“深入宋儒之室”不满。可是二人处于明清交界,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学的影响,江藩以此为由,却有苛责之嫌。

除了学术思想的“不纯粹”不能得到认可外,二人的“政治问题”也不为江藩所容:“甲申、乙酉之变,二君策名于波浪砺滩之上,窜身于榛莽穷谷之中,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发蛙黾之怒,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未有不败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横流毒浪之后,尚自负东林党人,犹效西台之恸哭,虽前朝之遗老,实周室之顽民,当名编薰胥之条,岂能入儒林之传哉!”读到这里,不能不调整一下呼吸。

没想到黄宗羲、顾炎武可歌可泣的反清经历在江藩眼中竟成了“污点”,如此讥弹,令人难以接受。清朝进入乾嘉承平之世,知识分子已远没有清初那般棱角分明了,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与统治者合作,“避席畏闻文字狱”,这本身可以理解,也不存在问题。只是,作为学者,江藩似乎应将学术良知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卷一不遗余力地粉饰王朝文治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此时火药味儿十足地对待“前朝之遗老”就不能不令人遗憾惋惜了,况且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界宗主地位毋庸置疑,成就之大世所罕匹,也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所以,江藩此举,“噫!过矣!”

 

五、关于撰述特点

 

《国朝汉学师承记》为学人立传时,主要记载了学人的生平、学业、主要学说、著述以及师承等方面的内容。传记颇具史家笔法,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简明精炼,且文笔生动,虽传主或赞或讥或悲叹。

举例来说,如卷七为刘台拱作传时,赞其“勤于读书,懒于著述”,“不似今人卤莽成书,动辄盈尺也”,针砭时弊,深刻有力;再如写徐复病危时,“犹手执《北齐书》与友人讲论,语未毕而逝”,寥寥数语,便将传主勤勉好学的品性生动地展现出来,令人拍案叫绝,未了,江藩将议论引向深入:“君生不能叨一第之荣,而身罹六极之备,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发万千士人之悲鸣。

而江藩在写到传主与自己的交往时,撰述往往更加情真意切,如《国朝汉学师承记?李惇》中:“藩获交于君,时年少,好诋诃古人。君从容谓藩曰……自君谢世之后,二十余年,藩坎坷日甚,而情性益戾,不闻规过之言,徒增放诞之行,可悲也夫!”哀痛、悔恨之情和盘托出,真挚感人。与《汉学商兑》的咄咄逼人相比,江藩的笔调更平和,给人以亲切之感。

 

六、关于汉宋之争

 

在卷一,江藩即提到宋学:“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是矣。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可知,江藩秉持汉学正统观念,斥责“邪说诡言”,但对宋学并非一味排斥,而认真为其“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肯定宋学在践行方面的积极意义。

而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中,江藩开篇即指出:“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哉!”在江藩看来,没有汉学,就没有宋学,汉学是宋学的前提和基础;对于理学,江藩认为:“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内’也;陆子主静,《大学》‘定而后能静’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节虽异,其本则同,要皆圣人之徒也。”显然,江藩承认宋学的合法地位并加以肯定,那么,他反对宋学哪个方面呢?“陆子一传为慈湖杨氏,其言颇杂禅理,于是学者乘隙攻之,遂集矢于象山,讵知朱子之言又何尝不近于禅耶!盖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于虚而无涯矣,斯乃‘贤者过之’之病……”看来,江藩反对将“理”解析过度乃至于“禅”“虚而无涯”的程度,“过犹不及”,恰恰于此。而针对汉学、宋学如何定位的问题,他进一步给出解释:“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藩为是记,实本师说。”江藩以为,其撰写《国朝宋学渊源记》恰是谨遵“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师学传统的表现,并认定这一联恰当地反映了汉、宋两学的地位和关系,二学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岂能以口舌争哉!”

尽管江藩固守“纯汉学”的立场,“以两先生编于卷末,以不纯宗汉学也”,但其于宋学仍有着谨慎和清醒的态度,不管其著《国朝宋学渊源记》的动机如何,也不管“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的合理程度有多大,江藩对待宋学的态度值得借鉴。

与江藩的娓娓道来不同,桐城派方东树在《汉学商兑》里的评述显得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带有“打擂台”的味道。

据方东树总结:“汉学之人,有六弊焉。”即,“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辩,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

虽然这些批评是东方树的讥讽之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六弊”“其六”,意在讥笑汉学家困于科举,或终老于监生,或仅得秀才,而汉学魁首戴震也是因特赐才有了同进士出身。

然而方东树也并非对汉学一概否定,如他所言,“小学,音韵,是汉学诸公绝业,平心而论,实为唐、宋以来所未有”,“汉学所擅为门户者,皆古人小学始基粗迹,固不可废”,显然,东方树肯定汉学家的小学成就,同时他也又认为,“要之尧、舜、周、孔之教之大全,修己治人之要道,不在是”,他反对汉学家“禁天下不许求心、求理”,也就是说,他反对将手段作为目的。在他看来,那样“势必使人人失其是非之心”,“惶惑茫昧”。

乾嘉汉学的成就可以说空前绝后,但也存在过分强调考据,流于琐碎的弊端,同时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汉学家埋首故纸堆的做法已开始显得不合时宜,尤其是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在强大的汉学风潮下已渐渐褪色。结合时势,方东树的批评对于进一步转变学风,促进“经世致用”学风的回归,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何枝可依

 

     汉宋双学,何枝可依?现代人又该从先贤那里汲取些什么?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我想,有一点会是共通的:学者们严谨治学、求真务实、高尚为人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标杆,也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文化复兴任重道远,此刻不禁想起钱穆先生的教诲:“国人对以往之历史和文化怀有敬意和温情……”

     行文虽止,勉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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