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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用心若烦,则精散;持身若简,则思远。

 
 
 

日志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论文选   

2010-03-10 17:42:11|  分类: 传统国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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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段玉裁《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2009級碩士生 于超

 

一、版本問題的思考(參看李笠《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篇疏證》)

 

通讀全文并進行了句讀之后,參看程千帆先生《校讎廣義·校勘編》附錄中李笠文章“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篇疏證”,發現老師所給《續修四庫》中《經韻樓集》此文的文本內容和李笠疏證所用的段氏原文內容有出入的地方。茲錄於下:

 

李笠文中段氏原文“唐孔氏本經、注皆作‘四郊’。”在續修四庫的經韻樓本中此處“四郊”作“西郊”。段氏原文中接在此處之后又一段“疏云: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由此可看出,段氏原文本應就是“西郊”。而李文中此處所引原文出現重大錯誤,如果段氏文中本就是“四郊”,那么后面的論述也就可以省去。自然沒有“四郊”和“西郊”的辨別。

 

李氏文中,段文論述《春秋左傳》中的校勘一段有“曰:《春秋》常事不書,書者為其未死而賜也。云‘未死而賜’,則杜注之底本失矣,而於義理有合也。”在續修四庫本中文字有出入,在“書者為其未死而賜也”后面多出一句“云:‘死而賜’,則杜注至底本得矣,而於義理實非也。”從段氏的行文特點來看,應該是對文而出的論述,對于校勘中出現的異文都會進行評說,這里不當只說“未死而賜”,而不說“死而賜”,由此可知,段氏的原文應該有關于“死而賜”的一句論述。

 

李文中據的段氏原文在論述“鄉”“卿”一段的校勘之時,和續修四庫中的經韻樓本有出入,李氏所據的文本是“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亦即大夫之一也;同一鄉仕至大夫,致仕者曰‘鄉先生’,即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鄉飲鄉射則謂之遵者是也。”在經韻樓本中原文在一開始的“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和“曰”之間多出了一句“同一鄉而仕至大夫”。這里李笠所引的原文又少了一句話。

 

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只是用字上或多一“曰”,或少一“云”,這些小問題都不會妨礙讀者對原文的理解,茲不贅述。

 

李文中說到,此文見于段氏《經韻樓集》原刻本和學海堂《經解》本,那么李氏所用的本子應該是這兩個沒錯,此文筆者可以找到的版本有學海堂《經解》本和續修四庫中所收的《經韻樓集》兩個版本,經過對比,兩個版本的內容并無出入。至于李文中所說到的原刻本倒是沒能看到。但是李氏文中確實有如此幾處明顯的錯誤,有的錯誤甚至已經影響到了對段氏原文的理解,我們認為可能的原因有:作者自己在引用段文的時候出現了問題,這就告訴我們在讀古書的時候一定要謹慎仔細,最好能多找幾個本子對讀,那樣出錯的幾率會相對小一些;現代電腦技術發達,多數文本都是以電子形式出現,特別是其中一些古書的內容為了適應簡體字的需要,還需要由繁體字轉換為簡體字,而簡繁字在轉換的過程中并不是簡單的一對一的關系,所以這個轉換必須經過反復校對,否則就會出不必要的錯誤。這就提醒了我們在引用古文的時候要格外注意校勘。

 

二、段氏此文的校勘和考據思想

校書有二難:定底本是非之難,斷立說是非之難,段氏考據校勘所遵循的是,定底本之是非在先,后再斷立說之是非。根據段氏的論述就是,先進行基本的版本校勘,具體說來應該包括對校和本校,這是對于文本的校勘,是單純的文字校勘。然后再進行理校,這是對文本本身內容的校勘,這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勝任的校勘之法,此法甚高妙,同時也是極危險的校勘方法,用得好令人嘆服,用不好就是胡說八道,非通達、自信之人不能為。

 

具體來看段玉裁在此文中列舉的校勘例子:

第一個“不迆”和“下迆”。段氏根據唐賈公彥的《周禮》注本和唐以下的石經刻本對校,得賈氏的注本“不迆”,實則為賈氏底本,所以賈氏作疏便就“不迆”進行解釋,之后宋人合疏於經注,據經之“下”字,將賈氏的疏改為“不”字,於疏本身的內容實在不通,此為賈氏疏文底本的考據校勘。再來看經注文中的問題,“不迆”之說置于經注文中於文理不通,而其他版本的“下迆”置于此處,不僅於文義無礙,而且根據車輪的具體情況也可以說得明白,所以經注中“下迆”為其本來之面目。

 

第二個“四郊”和“西郊”。《王制》作“四郊”,而唐孔穎達的經文和注文都作“西郊”。孔氏所據底本的經文當為“西郊”,所以將注改為“西郊”,然后又就“西郊”作疏。同樣的問題,宋人合疏於經注后,據經注之“四”,將孔疏“西郊”亦改為“四郊”,實則非孔氏所本。然於經注來說,則“四郊”方可文通句順,而且段氏還參之以皇侃之疏,《通典》所引鄭注,崔靈恩所引鄭注,還有《北史·劉芳傳》的芳表所載都作“四郊”。由此可知經注原本為“四郊”不誤。

 

第三個“皆死而賜”和“皆未死而賜”。杜注所本《春秋左傳》實為“皆死而賜”,所以注云“傳終而言之”。而究其義理而言,則《春秋左傳》之本來面目為“皆未死而賜”,這樣才於“常事不書”之理合之。

 

第四個“見謂”、“見其”和“見渭”。《毛詩》:“涇以渭濁”。鄭箋:“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正義》所本之底本為此,所以沿此而釋。孔穎達《釋文》作“見渭”,并說明有他本異文作“見謂”,但是仍堅持作“渭”,其實按此說則於文義不通。之后顏師古定本箋作“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因其“見渭”已不通而改,這么一改距離原本就更遠了。梳理之后可知,錯誤實始自陸德明也。原本本作“見謂”無誤,且義理甚明。

 

第五個“鄉大夫,鄉先生”和“卿大夫,鄉先生”。賈公彥所讀《士冠禮》、《冠義》經疏皆作“卿大夫,鄉先生”,所以他行文中則云:“卿大夫不言士”,孔疏根據賈說繼續解釋到:“謂在朝之卿大夫也。”之后段氏根據所引書證和義理的說明推論出此處原本當作“鄉大夫,鄉先生”,此例的證明義理是非的斷定較多,當然也參之有書證,而不是完全的主觀臆斷。

 

由上述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其實段玉裁的考據就是試圖把這些經歷代文人校注、疏證,然后又經手民輾轉翻刻的古書理出個清晰明確的發展線索,其心中的校勘準則就是“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把這些層層累計的書本的歷史逐層揭示清楚,讓讀者了然于心,不至于再張冠李戴,把互相牽扯的歷時的問題錯位地梳理和理解,那樣只會讓事情變得更復雜,書本的原來模樣更加不可尋。校勘的最基本就是進行版本的考辨,然后再進行內容的校勘。這樣才能理清校勘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由此看來段氏的考據和校勘思想是十分具有科學性的,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考據和校勘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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