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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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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论文选  

2010-03-10 16:45:00|  分类: 传统国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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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玉裁校勘學理論舉隅——自《禮記·王制》“西郊”“四郊”說起

 

2009级硕士研究生  周丽霞

 

摘要:本文簡要回顧了段、顧《禮記·王制》“西郊”“四郊”之爭的歷史,扼要介紹了本次論辯所涉及的段、顧二人的論戰文章及書信的大致內容,以期對這一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對比段、顧校勘學思想的不同,以為段氏校勘有以義理為先,主觀武斷之失。對於段氏在校勘中分別“底本之是非”與“立說之是非”,先定底本之是非,然後定立說之是非的方法,本文在進行例證分析後認為,段氏上述創見雖有價值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難以實現。段氏以“理校”見長,但在以義理校勘時亦存在強不同以為同、推理證據不足而強為之說、曲解經注本義以為所謂“義理”之證三病。

 

關鍵詞:段玉裁;段、顧之爭;校勘理論;義理校勘

 

段玉裁、顧千里關於《禮記·王制》“西郊”還是“四郊”的爭論,為清代校勘學史上之重大公案。據《段玉裁先生年譜》,這場論爭發端於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此前一年,顧千里代張古餘校撫州公使庫本《禮記》成,作《禮記考異》二卷。嘉慶丁卯,段作《二名不徧諱說》《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曰覲禮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三文均為顧千里而發。[[1]]其中《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一條,顧千里謂孫頤谷據《北史·劉芳傳》改原經之“西郊”作“四郊”為非。於是段玉裁致書千里,申孫黜顧,此即《與顧千里書》。“千里來書申辯,先生(指段玉裁)復書,後十一月因作《禮記四郊小學疏證》一篇,頗攻顧說。十二月一日,千里又來書論難,即文集附載之千里第二札也。”“(嘉慶十三年戊辰)正月初十日,顧千里著《學制備忘之記》,極詆《小學疏證》之說,刊板流布。先生於旬日之間作書四通,凡數千餘言。千里于三月初七日來第三札,長四千餘言,相辨詰,先生又作札三通致之,千里不再作復。”[[2]] 由於後三封書信顧千里未作答,段玉裁還致書黃紹武(丕烈),申述己見,黜顧之非。見《與黃紹武書》《與黃紹武書論千里第三札》《答黃紹武書》等,均收錄于段氏《經韻樓集》卷十一、十二。直至嘉慶十四年己巳(1809)年,時段玉裁已七十五高齡,尚作《說文饗字解》《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名實異同考》[[3]] ,亦皆為顧千里而發,此可視為段、顧論爭的餘波。這場論難前後歷經三年,而《禮記·王制》“西郊”與“四郊”的爭辯,實為段、顧之爭的焦點所在。相關的論戰文章主要有:段《與顧千里書》《答顧千里書》《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再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三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四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五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六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七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而《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可謂總結性之作。顧則有《顧千里第二札》《顧千里學制備忘之記》《顧千里第三札》。我們不妨從“西郊”“四郊”出發,結合上述論戰記錄,以窺段玉裁校勘思想之一隅。

 

段玉裁與顧千里關於《禮記》“四郊”還是“西郊”論難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今本《禮記·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注云“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而《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孔疏以“四代之學”釋“四學”,謂周學、殷學、夏學、虞學。[[4]] 二處經文及注文,一言“虞庠在國之西郊”,一言“四郊虞庠”,孰是孰非?

第二,皇侃本作“四郊虞庠”;杜佑《通典》述周代學制引鄭注《祭義》作“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崔靈恩亦云鄭注作此;《北史·劉芳傳》引《王制》作“《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引《祭義》鄭注作“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5]] 面對上述異文,當仍以《禮記》本經為主,還是據他書所引以改經?

顧於“西郊”、段於“四郊”均有說,然亦各有於文理、義理不同之處。主要問題在於:段以為若作“西郊”,則注文“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於西郊”何不併言作“西序、虞庠亦小学也,在西郊”,一如上文之例?西序、虞庠皆在西郊而分言之,則嫌煩贅,故“西”當作“四”,“經必特著周之虞庠在四郊者,以其不在國中王宮之東,亦不專在西郊,與前三代迥異,故特明之”[[6]] 。而顧千里則在《王制》諸多版本均作“西郊”、經、注、疏亦一致作“西郊”且可通的情況下,堅決反對段玉裁以他書引文輕易改經:“大說於經之明文鑿鑿者抹殺之曰訛,不計其為一見再見,若合符節也。於注之明文鑿鑿者一見再見亦若合符節者,又悉抹殺之曰訛。於正義之累累見,賈也、孔也,無不若合符節,不能謂之訛者,則又換一說法,悉抹殺之曰誤。然後煩稱博引他經、他注之非有明文者,為之自立一說,以就所欲說。然細按所立之說,絕非其經其注之本旨,又假借於他家之異義者,以斷章取證而不計其為牽合。”[[7]]

段遂作《答顧千里書》,申述以“四學”即《保傅篇》之“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亦即《王制》“移之郊”注“為之學禮於郊學”及《文王世子》“語於郊”下注“天子飲酒於虞庠也”非斷章取義。顧千里針鋒相對,謂大學、小學為一類,鄉學、州序、黨序、遂學為另一類。批評段氏混同兩類劃然分別之郊學,以鄉學、州序、黨序之在郊者冒虞庠之名。“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鄭注:“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合《儀禮》《周禮》《禮記》觀之,鄉射在州序,鄉飲酒之正齒位在黨序,而二者亦可就鄉學行之而已,從未嘗有鄉射、鄉飲酒而行之於虞庠小學者也。”[[8]] 顧又斥段“虞庠在遠郊百里,鄉學外,遂學內”之說不可信,而段竟以此為鄭說,是污鄭。

段極力辯解,作《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舉十四例以證小學在四郊者亦得行鄉飲、鄉射之禮。針對顧對“虞庠在遠郊百里,鄉學外,遂學內”之說的駁斥,進一步旁徵博引,以明“郊”及“郊學”之所在。

顧未復書,段又連作《再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三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謂國中不得有鄉,則不得有鄉學、州序、黨序,以貶顧,語甚驕人,而不知與己之前說自相矛盾(見《顧千里第三札》)。《四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則從《說文》“郊”之本義出發,又尋繹於《周禮》《儀禮》,得“郊”之訓詁,貶顧曰“以非鄉為鄉”[[9]] 。 《五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段於《文王世子》中考得“虞庠行鄉飲酒”之例,再駁顧氏分大學、小學為兩類,鄉射、鄉射不得行之於大學之說。《六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據《詩》以言“郊”字訓詁。《七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糾正前說,“抑愚說右鄉、左鄉即鄉之在國之西、在國之東者,亦未審”[[10]] ,而仍齗齗於“郊”之所在。

 

回顧段、顧之爭的過程,思考這場公案背後的原因,除卻意氣用事的成份,必定是二人在學術取向上的差異所致。具體說來,表現在段、顧在校勘的目的、依據、原則和方法以及對校勘成果的處理方面均有不同。

首先是校勘目的,與顧千里等恪守傳統校勘學保存古書原貌的追求不同,段玉裁強調校勘古書的目的是“求其是”、求義當:“夫校經者,將以求其是也,審知經字有訛則改之,此漢人法也。漢人求諸義而當則改之,不必有佐證。”[[11]] “求諸義而當則改之” ,可見段玉裁校勘的目的放在義當上,義當即可。這與顧千里力求恢復古書原貌的做法很不一樣。應該說,段玉裁求義當是對古書義理的追求,但從校勘學上看是不可取的,因為“義當”的標準難定,一個人的學識再高也難以保證他所認為“義當”的就是古書之義。這也可以解釋段玉裁在校勘上一方面有不少天才般的成就,另一方面亦不免主觀武斷之失。

其次,校勘所依據的古本、異文的價值的認定問題。段玉裁反對過分推崇宋本:“故有所謂宋版本者,亦不過校書之一助,是則取之,不是則卻之,宋版豈必是耶?”[[12]] “有求宋本以為正者,時代相距稍遠而較善,此事勢之常。顧自唐以來積誤之甚者,宋本亦多沿舊,無以勝今本。況校經如毛居正、岳珂、張淳之徒,學識未至醇,疵錯出胸中,未有真古本、漢本,而徒沾沾於宋本,抑末也。”[[13]]段玉裁並不否定宋本的價值,但不甚看重,以為宋本亦有沿襲舊誤處。因此主張在使用時“是則取之,不是則卻之”,此處“是”與“不是”的標準亦當是義理,故易流於主觀。相較於古本,段玉裁似乎更重視異文的價值:“東原師嘗搜考異文,以為訂經之助,令其族子時甫及僕從事於此,而稿未就。”[[14]]

校勘目的和對校勘依據的權重取捨導致了段、顧二人在校勘原則和方法上的不同。顧出於對古書原貌的愛護和追求,對古本的尊重,在校勘時謹慎為重,提出著名的“不校校之”原則:“謂顧子之於書,必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烏由思其誤,又烏由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不能思去誤之校者,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取於子才也。”[[15]] 所謂“不校校之”,就是校勘時保存原書誤文,不輕改字,以不校為校。這種謹慎的態度對於保存和恢復古書原貌無疑有積極作用。而段氏則與此相反,勇於改字,有誤則改,“審知經字有訛則改之,此漢人法也。漢人求諸義而當則改之,不必有佐證。”此由段玉裁不甚重視客觀依據,過分追求義理而致。這種主觀魯莽的做法對古書的危害可想而知。

在校勘成果的處理方面,段認為當據校勘成果折衷定本,直接刊行於世,反對僅羅列異文:“故刊古書者,其學識無憾,則折衷為定本以行於世,如東原師《大戴禮》《水經注》是也;其學識不能自信,則照舊刊之,不敢措一辭,不當捃摭各本,侈口谈是非也。”[[16]]而顧千里則不主張以校勘成果徑改古書,而是詳細說明各本異同,以校勘記或考異的形式保存校勘成果。

 

兩相比較,段氏校勘思想無不體現了他主觀武斷的作風,這與校勘學求真求是的初衷背道而馳,而後人乃津津樂道於段氏的所謂“理校”,區別“底本之是非”與“立說之是非”的創見及先定底本之是非,然後定立說之是非的校勘方法。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然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17]]

“唐之經本存者尚多,故課士於定本之外,許用習本。習本流傳至宋,授受不同。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諸單行之疏,而未必為孔穎達、賈公彥所守之經也。其字其說,乃成齟齬不謀,淺者乃或改一就一。陸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18]]

“自宋人合正義、釋文於經、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學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負能校經者分別又無真見。故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為經之賊而莫之覺也。”[[19]]

段氏较早分析經書的構成層次,分清各家注疏時所用之底本,認識到注疏者所用底本與經書原本之間可能存在不同,這對於讀經者未嘗不是有益的提醒。但是他提出先定底本之是非,然後定立說之是非的方法,在實際操作中並未得到認真貫徹。段玉裁往往先根據自己的理解,定出一個他認為正確的義理,然後根據義理反推各家注疏時所用的底本及經書的原本。以《王制》“四郊”為例,他先認定周朝學制,虞庠是設立在四郊而非止在西郊一處的小學,然後裁定鄭、孔所用底本為“西郊”,誤。再根據義理還原出《禮記》當作“四郊”。可見在實際校勘中,往往是義理先定,然後底本乃定。這種處處以義理為先,以義理為一切判斷標準的做法,並不能稱之為“理校”,而只能說“義理校勘”[[20]] ,而“義理校勘”的實質不過是逞一己之見,難以稱之為真正科學的校勘。

 

雖說段玉裁小學、經學方面造詣頗高,但他在判定經書義理的過程中也存在不少問題:

 “其在西者為右鄉,其在東者為左鄉,不帥教而不變者,左右互徙以儆之,言東西可以該南北,南北鄉互移當亦如是。”[[21]]

孔疏:“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以“國之右鄉”釋“右鄉”,“國之左鄉”釋“左鄉”,即鄉學之在國中者。而段氏以右鄉、左鄉為鄉在國之西、在國之東者。隨後段氏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於《七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承認“抑愚說右鄉、左鄉即鄉之在國之西、在國之東者,亦未審”,“愚前說‘右’‘左’即‘西’‘東’,自知非是”[[22]] 此為強不同以為同。

 “如《王制》云:‘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所謂郊學者,蓋即此四郊之虞庠也。《周禮》之制: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命鄉簡不帥教者或右鄉左鄉互移,而又移之郊,為之習禮於郊學。四周百里之內,七萬五千家之眾,未必郊學祗在西郊一處。鄭云‘習禮於郊學’,不云‘西郊’,則鄭謂四郊皆有學也。”[[23]]

段氏由“鄭云‘習禮於郊學’,不云‘西郊’”即得出“則鄭謂四郊皆有學也”的結論,不免太過牽強,因為假令郊學僅在西郊一處,則鄭注亦不必言“西郊”而人皆知為西郊;而“四周百里之內,七萬五千家之眾,未必郊學祗在西郊一處”段氏似欲從事理上證明“郊學”不該止一處,卻由於“郊”之所在尚不明確,致使“四周百里之內,七萬五千家之眾”的說法未必站得住腳。既然推理過程存在兩個大漏洞,則得出來的“義理”必大打折扣甚至錯誤。此為推理證據不足而強為之說。

“《王制》:鄉不帥教者不變,移右鄉、左鄉,再不變,移之郊,再不變,移之遂。鄭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此因經立文,郊在鄉與遂之間,故云此郊乃在鄉界之外者,非他處鄉亦可以稱‘郊’,近郊亦可以稱‘郊’之比。舉其字之本義,以別於引伸之義也。以郊別於鄉,謂雖鄉而郊也,故下文云‘為之習禮於郊學’,謂雖在鄉之邊而實郊學也,非鄉學也。”[[24]]

段氏以為鄭注意在強調此郊“ 非他處鄉亦可以稱‘郊’,近郊亦可以稱‘郊’之比”,恐非鄭意。段前文分別“郊”有“鄉與遂相交接之處”的本義和“自國中而外,至於百里,統謂之郊”的引伸之義,遂在此云鄭注是“舉其字之本義,以別於引伸之義也”,而所謂“郊”之本義與引伸之義,乃段氏所分之本義與引伸之義,非鄭在千餘年前所能知也。段氏此舉,意欲證明“郊”有所謂本義與引伸之義之分,從而證明自己關於“郊”之所在的說明準確無誤。如此以己意加之於前人,是曲解經注本義以為所謂“義理”之證。

可見,段玉裁之“義理校勘”,有強不同以為同、推理證據不足而強為之說、曲解經注本義以為所謂“義理”之證三病,實不足後人借鑒。

世人對段玉裁的校勘學成就和理論多有推崇,稱之為清代校勘學“理校”派的中堅,段氏在校勘學上確實取得了不少成績,然訛誤亦不少,可謂得失參半。但從校勘科學和校勘理論角度看,段玉裁在對校勘目的和校勘依據的認識、校勘方法的運用、校勘成果的處理方面,存在一定偏頗,是我們今天校勘學所必須引以為鑒的。至於段玉裁在清代“理校”派中的地位和影響,自不必質疑。段氏亦兼用本校、對校、他校,若僅就義理校勘的運用來說,疏漏之處已為之指出三項。以上為本文對段玉裁校勘學理論和方法的一點認識和評價。

 

參考文獻:

《經韻樓集》,清·段玉裁撰,鍾敬華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思適斎集》,清·顧千里撰,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段玉裁評傳》,董蓮池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論段玉裁的“義理校勘”——為段、顧之爭進一解》,羅軍鳳,《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5月



[[1]]《二名不徧諱說》:“千里乃力辨其非,是可以校經否?”《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曰覲禮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撫本《禮記考異》謂此條撫本注作‘予’為是而經之‘予’當改為‘余’,石經不訛也。”此均針對顧千里《禮記考異》。

[[2]]劉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譜》,見《經韻樓集》後所附,頁475,478,清·段玉裁撰,鐘敬華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 同上,頁478

 

 

[4][[6]] [6]見《禮記四郊小學疏證》,《經韻樓集》卷十一,頁275-280

[[7]]《顧千里第二札》,見《與顧千里書》後所附,《經韻樓集》卷十一,頁296

[[8]]《顧千里學制備忘之記》,見《答顧千里書》後所附,《經韻樓集》卷十一,頁301

[[9]]《四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經韻樓集》卷十二,頁314

[[10]]《七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經韻樓集》卷十二,頁318

[[11]]《答顧千里書》,《經韻樓集》卷十二,頁298

[[12]] 同上,頁300

[[13]]《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經韻樓集》卷一,頁2

[[14]]《答顧千里書》,《經韻樓集》卷十二,頁298

[[15]]《思適斎集》,清·顧千里撰,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16]]《答顧千里書》,《經韻樓集》卷十二,頁300

[[17]]《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經韻樓集》卷十二,頁332-333

[[18]]《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經韻樓集》卷一,頁1

[[19]]《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經韻樓集》卷十二,頁336

[[20]] “義理校勘”之名,得之於羅軍鳳《論段玉裁的“義理校勘”——為段、顧之爭進一解》,《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5月

[[21]]《三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經韻樓集》卷十二,頁311

[[22]]《七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經韻樓集》卷十二,頁318

[[23]]《禮記四郊小學疏證》,《經韻樓集》卷十一,頁275-276

[[24]]《四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經韻樓集》卷十二,頁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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