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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用心若烦,则精散;持身若简,则思远。

 
 
 

日志

 
 

“海外汉学”课程论文选  

2008-09-19 22:13:01|  分类: 海外汉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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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困惑到愉悅——讀《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书後

 2007級碩士生 陳雲豪

 

所謂歷史,一般地直觀地看來,無非是一些過去的人物、時間和事件。相應的,歷史書也就有三種類型的:以人物為綱(如《史記》)、以時間為綱(如《資治通鑒》)和以事件為綱(如《通鑒紀事本末》)。但是,這三種中國傳統史書,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我們今天的人,往往只能從中看到宏觀的過去的社會。這就如同從高空看大地,所見固然廣闊,但卻只能見到高山大川,至于某地風光究竟如何,則非肉眼所能及了。如何能讓讀史書之人,既能了解到某一時期的概貌,又能在細節上清楚地認識過去,比如,古人都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衣服,住的什么樣的房子,生活中都用一些什么東西,出行時又會使用一些什么樣的交通工具,當時的人們都為何而喜、為何而憂呢?加拿大學者,卜正民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做到了這一點,因為該書從材料到編撰手法都得有很大的突破,突破傳統的三種史書模式,從而形成了一種 “可以適應吸收能力最強的人,也可以適應吸收能力最弱的” 新型史書。

首先,《縱樂的困惑》一書,就史料的運用來說,有以下特點。

第一,該書的史料豐富。除了《大明會典》、《明經世文編》、《明實錄》、《明會要》、《大明一統志》等傳統官方史料外,該書還參考了方志(《歙縣志》等共計96種)、游記(如《漂海錄》、《徐霞客游記》、《出劫紀略》、《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帝京景物略》等)、筆記(如《筠軒清悶錄》、《少室山房筆叢》、《日知錄》、《味水軒日記》、《見聞雜記》、《菽園雜記》、《客越志略》、《五雜俎》、《水東日記》、《野記》等)、文學作品(如《醒世恒言》、《醒世姻緣傳》、《瑯環文集》、《陶庵夢憶》、《松窗夢語》等)、類書(如《萬用正宗》、《典故紀聞》、《夜航船》等)、交通著作(如《渡海方程》、《天下路程圖引》、《天下水陸路程》等)、科技著作(如《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甚至包括城墻上的磚、殘存的佛像、坊刻圖書的插圖等。但凡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經濟生活的,幾乎均有采用。

第二,該書的史料真實。真實性是史學的本質屬性,而史書真實的前提則是史料的真實。而本書所採用史料,都是非傳統史料,或者說是傳統正史不大會注意的材料。比如,方志,雖然許多方志存在着刻意美化當地的傾向,特別是對當地的傳說、名人常常會捕風捉影,但在記錄當地當時的經濟、物產、災難、交通等方面卻有很強的真實性。游記也是一種具有較高真實性的史料,因為當時的游記都是主動或被動的游歷過程中寫下的日記,目的只是為了記錄曾經經歷過的事情,除了記憶的失誤之外,游記作者一般沒有必要刻意作假。筆記,一般是當時的文人,甚至是學者的隨筆,其價值是多方面。僅就史學來說,筆記撰作者多以親見親聞,輔以考證,從而記錄下來,例如《日知錄·卷十七·北卷》:“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時即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這讓人聯想到,今天的高考,分全國卷,地方卷的情況。就是這樣一句話中,作者自己加入了長達500多字的注釋。足見,很多筆記是十分嚴肅認真的。所以,以筆記作史料也是十分可取的。其他的史料,諸如小說、類書、交通著作、科技著作等,都在不同的角度有其真實性。比如,小說中的故事雖然全是編的,但是人物的語言、衣着、食物、習俗,卻往往能真實的反映作者當時的社會生活的。當然,小說中所說的漢唐故事,是決不可以對應真實的漢唐故事的。比如《西游記》中:妖王道:“這個來者稱為‘外公’,我想《百家姓》上,更無個姓外的……”,如果就此說,《西游記》證明了唐代就有《百家姓》,那就鬧笑話了。比如,還是這一回《西游記》,妖王叫了孫行者一聲“哪個是朱紫國來的‘外公’?”,而孫行者的回答是:“賢甥,叫我怎的?”,我們知道,和“外公”對應的應該是 “外孫”,而此處的對話,則告訴我們,明代曾經“外甥”是可以指外孫的,在今天的某些方言中仍是這樣。再如,類書,特別是民間坊刻的實用類書,都是貼近老百姓日常生活,十分切用的書,所以,這類書常常叫做“萬用正宗”、“萬事不求人”,正是因為,它的功用所導致的這一特性,使其能更多的反應當時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例如,日用類書,教人如何寫“禮貼”,其中說,“重午,聊助蒲飲之末”,意思是端午送禮,應該說“略備薄禮,聊助蒲飲之末”,這句話可以給我們這樣的信息,第一端午曾經又叫重午,第二當時可能有掛昌蒲(或者飲昌蒲酒),飲熊黃酒的習俗。再如,古代的路引書,其目的是給當時的人,指引路程,如果不真實,則失去了其本來目的了,除去當時科技水平低下,造成的失誤之外,這種書,在總體上可信的。此外,諸如《天工開物》之類的科技著作,當時寫這樣一本書的目的是指導人們進行手工業生產,所以,通過該書考證當時的生產技術是可信的。

第三,該書對史料的理解比較透徹。比如,作者通過祝允明《野記》[1]中關于造假抄的記載,推測出當時的印刷術已經很發達了。再如,該書有一份《1391-1614年間部分人口普查中的男女比率》,這是對十多種地方志中的人口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加工,得出來的。從中發現了極不正常的4:1的男女比率,并進而揭示出女性處於一種被社會忽視的地方。再如,該書在介紹當時的旅行是,詳細地列舉了路線,距離及花費,讓人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而這來源于作者對一本叫做《一統路圖記》的分析。又如,書中寫道“1638年6月4日,徐氏正要從貴州最西部的普安縣進入云南境內,發現自己雇不到一個車夫。”又說:“他從那里到江陰,近3000里(1700公里)的路程,僅僅用了6天時間,每天行程近280公理。”這種精確語言,來自于作者對《徐霞客游記》的細致解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3000里(1700公里)的路程”一句,提醒我們,當時的長度單位和今天是有差別的,如果按今天的來算,3000里應當等于1500公里,也就是作者在換算考慮到了歷史長度單位的變化,至于是不是準確,另當別論[2]。再就是,該書通過《徐光啟集》中的一系列徐光啟的家信,來推測當時的郵政業務和金融系統,讓我們認識到當時人們是如何異地通信的,又是如何通過“飛錢”來進行匯兌業務的。當然也對史料理解不確的地方,比如該書圖14,利用《紫簫記》[3]的插圖“李十郞春殿狀元”說“一位官員和他的侍從人員走在磚路上”。從圖中可以看出,并行的三位年輕人,穿著打扮相同,當是狀員、榜眼和探花,所以,只能說是三個“準官員”,而不能說是一個“官員”。可能也不是一般地走在磚路上,而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慶祝儀式。

第四,該書對史料的去取精當。該書的參考文獻多達數百種,而作者能恰到好處地從各種寵雜的資料中找到自己所要的那一處,并且將長短適度的那一部分融入自己的著作,再用自己流暢的語言串起來,形成一本集學術性和趣味性一體,資料豐富與行文簡潔并重的佳作。這就好比做菜,一個巨大的案板上,擺放著各式各樣的佐料及切好的生菜,何時放入什么,放多少,這本身就是一門高超的技藝。例如,書中“錢神”這一小節,只有1000多字,但引用的材料卻多達15種,但卻絲毫沒有堆砌材料的感覺,這正是作者成功駕馭材料所取得的效果。

其次,《縱樂的困惑》一書在體式上是極富創新的。中國的史書是很講究的體的,如果不按體來寫,一般是不會認為是史的,至少不會被認為是正史。所以,中國的歷史雖久,史書體裁卻大概不外三種:紀傳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到了現代,嚴耕望提出了四種體式:一是常行體、二是綱目體、三是綱目變體、四是複合體。但是,這些體如果套到《縱樂的困惑》一書之上,卻都不適用。這正是該書在體式上的創新之處,但創新并不是完全的向壁虛造,也是有所承襲的,或者說是必須遵守史的三要素的。也就是說,該書有人物,但這些人物,是敘述者,而不是被敘述者;該書有時間,而且還是全書的主線,但行文卻不以時間為限,而且把276年的時間,根據《歙縣志》分成了春夏秋冬四部分[4],每一部分代表了明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該書也有事件,每一章下面的有若干個歷史片斷。

該書在 “引言:明代的四季”之後,附了一個“本書出場人物”,除了張濤由於貫穿全書始終,所以,排在最前面之外,後面的朱元璋、崔溥、張岳、葉春及、黃汴、張澣、李樂和張岱七個人,基本上都是按出生的時間順序排列。也正是這七個人,像一個個時空導遊一樣,每個人引領讀者走上一程。或者說,讀者正是通過這個七個歷史親歷者的眼睛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明代社會生活。這種手法,有點像莫言的《檀香刑》,每一個人物,都是一個不同角度的敍述者,當你聽完了所有人的敍述之後,就一切都明白了。但是該書,還不止於此。該書中的敍事者,同時也是作者的被敍述者。但作者,對這些人物進行敍述時,所依據的材料,又是這些被敍述者自己寫下來,或者組織人編下來的東西。比如,張濤的《歙縣誌》、崔溥《漂海錄》、黃汴的《天下水路路程》、李樂的《見聞雜記》和張岱的一系列著作。這些都讓讀者感到,被敘述者和敘述者已經渾然一體,似乎是在聽作者卜正民講“明朝那些事兒”,也似乎是在聽從歷史中走出來的縣令、皇帝、學者、商人等各色人等向我們講述那過去的事。

既然,人物是按時間順序出場的,那么,該書自然必須處理好時間問題。因此,在該書序言之後,全書之首的位置,是“明代大事記”。這至少有兩個作用,一方面給出全書一個綱,讓讀者首先知道,明代大概發生一些什么事情,大概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另一方面,也向讀者預示,這是一部以時間為主線,或者說,以時間為暗線的史學著作。但是該書體式的巧妙之處在於,明明是以時間為序,卻故意用四季來分為四個部分。“明代大事記”中將明代分為三分部分。其實,第一部分,明代前期(1368-1450)正是對應的“冬季”;第二部分,明代中期(1450-1550),對應的正是“春季”;第三部分,明代晚期(1550-1644)對應的正是“夏季”和“秋季”(其中秋季僅有兩年時間)。這種套用的張濤的對明代的四分法的方式,一方面,有效的避免了按時間先後羅列事件的枯燥,另一方面,借用四季的特征,比較好概括了各個時期的特征,讓讀者能對各個時期,有一個總體上的直觀感受。

有了時間,有了人物,接下來是歷史事件了。該書將17個標志性的事件分布於四季之下,向讀者展示明代一個個斷面。比如,通過一塊墻磚[5]的制作、運輸、管理來引出明代初期社會的基層組織模式,大有“一花一世界”的意味了。再如“夏”季部分的“錢神”一節,歷數了明代融毀銅鑄佛像以鑄錢(或制造兵器)的事件。由此,過渡到明代人們對金錢的態度。接下來,講述了當時的人口壓力和災害所導致的饑荒。由災荒提到包含有預言災荒的的功能的日用類書——《萬用正宗》。雖不能確定“《萬用正宗》的出現就是饑疫強大破壞力下的產物”,但至少可以根據這類民間工具書切用的原則,來推測當時應該有不少的饑荒,所以,類書中才會有大量的篇幅來“預言”災異事件。由類書冒着觸犯法律的危險來刻印類書,進而就談到了明代發達的商業印刷,和印刷發展談書籍的大量出版和藏書的流行。最後,講的官方報紙的出版與官方新聞的傳播。這個片斷中,最有趣的一點是,思想家李贄的書,《焚書》、《藏書》,政府越是禁,民間越是藏。就這樣,整個明代的金錢、人口、印刷、新聞等方面就一環扣一環的敘述清楚了。

再次,《縱樂的困惑》一書,采用了大量的圖片,無疑也為該增色不少。這些圖片,既有地圖、古書插圖也有現代照片。僅拿古書插圖來說,這些來自明清坊刻圖書的圖畫,為我們更加直觀地認識當時的社會提供了很好的參考。雖然,該書所用的插圖很多來自《紫簫記》和《水滸傳》,一為戲曲,一為小說;一為唐代故事,一為宋代舊聞。似乎,都和明代的社會生活沒有什么直接聯系,但是,這些古代的圖畫,至少可以把我們帶入古代想像之中,讓我們更好的置身於古代社會,理解古代社會。從嚴格的史學來說,這些材料,是完全不能用的,因為這一方面是小說,另一方面時代也不相符。但是,我們不要忽視一點,那就是這些戲曲、小說都是明代的產物,插圖也明代坊刻之物。當時的作家、刻書家未必會有像今天這樣的知識,并不知道,唐代人坐什么馬車、宋代人乘什么船,所以,無論是寫小說,還是刻書,都是“照貓畫虎”,按自己所能見到的樣子去寫、去畫,或者稍加變動。所以,這些插圖,也許正是明代的生活的寫實也未可知。所以,作者在解釋這些插圖是都加一些“可能”、“也許”等推測之詞,既不失嚴謹,又能帶人入想像。這樣,就使得該書相對於嚴肅的歷史學術著作來說,多了幾分生動和精彩。

又次,該書也是有瑕疵的。除了小說插圖之外,該書還采用了好幾幅《萬用正宗》里的圖畫。《萬用正宗》一書的全稱是《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編者是余象斗。特別是其中關于“天文祥異”的插圖,引起了我的興趣。比如,該書P183圖24,“8.如果望日的金蟾在月底出現,呈上躍姿勢,這就意味着要出現人吃人的慘狀。”但是,該書上的圖片,卻明明畫的是一個類動物頭下的動作。一查《萬用正宗》原書,才知道,該書把圖片放倒了。再如,“7.一只鳥從太陽那邊飛來,預示著干旱。”原書寫作“烏”字,這里寫作“鳥”似乎不太準確。又如, “9.彗星犯北斗:國民將遭饑饉和疾病,谷價上揚。”(見圖一)一看圖我就不明白,北斗七星,何時變成了,四星了,一看原書,原來,這不是“北斗”而應該是“二十八宿”的“斗”,即“南斗”應該是六顆星,也不是四顆星。這段話,對應是應該是箕,四顆星。原來是兩圖相近,張冠李戴了。還有,“11.彗星犯房宿:瘟疫流行,將有十分之一的人死於這場瘟疫。”結果,一查原書,這幅圖畫卻是“彗星入翌,人民疫。十分之一。”(見圖二)原來,把相距很遠的兩幅圖混到一塊兒了,真不知是什么原因。

總之,該書從史料的收集、處理、分析和運用都是相當成功的,加之,體式新穎,圖文并茂,所以,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成功的史學名作。對於本人,一個對明代歷史充滿困惑的外行來說,讀完這本深入淺出著作,也充滿愉悅,并覺得對於明代歷史應該有一個全新的再認識。基於以上,我認為這的確是一本當之無愧的“李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之一。

 


 

图片,上传不方便,从略

(圖一)

圖二

 

參考文獻

        [1](加)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2](明)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萬歷二十七年刻本,1599

       [3] (清)顧炎武撰 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1]原文如下:“鈔法既行,上命皇太子專董其事。時偽造甚眾,比有得者,一驗即知偽,蓋其機識在二印,偽者不知。”(《野記》卷一)

[2] 同一處地方,一處說“4500里(2600公里)”,一處說“3000里(1700公里)”一陸一水,難道當時,水陸計量長度的方法也不同嗎?

[3] 《紫蕭記》,明代劇作家湯顯祖科場失利之後的未完成之作,也是他的第一部部戲曲,根據唐代傳奇小說《霍小玉傳》改編而成。該劇是被稱為“玉茗堂四夢”之一的《紫釵記》的前身。

[4] “國家厚澤深仁,重熙累洽,蓋綦隆矣。於是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催科不擾,盜賊不生,婚媾依時,閭閻安堵。 婦人紡績,男子桑蓬,臧獲服勞,比鄰敦睦。誠哉一時之三代也!豈特宋太平、唐貞觀、漢景文哉。詐偽未萌,訐爭未起,紛華未染,靡汰未臻,則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

“馴至正德、嘉靖初,則稍異矣:土田不重,操資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已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淩奪,各自張惶。於是詐偽萌矣,紛華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後,夏正以前之時也。”

  “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資爰有屬,產自無恒。貿易紛紜,誅求刻核,奸豪變亂,巨滑侵牟。於是詐偽有鬼蜮矣,訐爭有干戈矣,紛華有波流矣,靡汰有邱壑矣,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

“迄今三十餘年,則敻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而九;貧-者既不能 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享受於身,不堪暴殄,因人作報,靡有落毛。於是鬼蜮則匿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襄陵矣,丘壑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

[5] 該墻磚的文字,可能應該是“捴甲:席俊翁;甲首:方朝張;窑匠:盧立;造磚□夫:廣福□”,因為,一方面,史書上沒有“招甲”一詞,但有“總甲”一詞,如“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捴)甲;四隊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明史·王守仁傳》)“諧居折桂等東莞,編為總(捴)甲,使約束其党五百人為新民。”(《明史·陶諧傳》)另一方面,“總”是可以寫作“捴”的,無論是敦煌文獻,還是《現代漢語詞典》皆如是說。“廣福□”一詞有可能是一個人名,因為宋代的《百家姓》就有“廣祿闕東”一語,也就說,很早就有姓廣的人。當然,從磚上殘存的半個字,確實是很像“廣福寺”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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