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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用心若烦,则精散;持身若简,则思远。

 
 
 

日志

 
 

张西平:《汉学研究三题》  

2008-02-28 13:42:29|  分类: 海外汉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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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在其恢复和重建中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学术现象?如何把其放入中国学术的流变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分析?如何提高我们对这一学科研究的自觉性?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

    汉学和近代中国学术的转变

    如果把日本宋学作为日本汉学的独立形态,日本传统汉学当形成于14—15世纪,它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果把利玛窦入华作为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开始的标志,它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西方专业汉学也已走过了189年的历程。

    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西方汉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她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20、30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当年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

    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300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

    当时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其实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对于这段历史桑兵先生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一书有详细的研究和介绍,这里我不过摘其一二而述之,说明在20、30年代伯希和、高本汉等海外汉学家的中译本著作对当时学界的影响,说明汉学和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的内在联系。

    汉学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意义

    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逐步关注海外汉学的发展呢?其实这里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从大处说,从那时开始学术界开始了一种深刻的反思,检讨以往的学术,试图跳出长期以来制约学术发展的那种教条主义的体系和方法,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是80年代西学热的基本背景。海外汉学当时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而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这种狂飙式的介绍和学习还是给学术界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不管今天人们怎么评价80年代的西学热,我对那段历史一直心存敬意。不可否认当时所介绍进来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例如,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几乎几天成为我们解释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视角,以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派”的理论和方法也已经成为新一代学者构建自己学术体系的基本依据。

    但到8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感到,仅仅西学的介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不够的。特别是90年代初加大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学术界需要有关如何研究中国本土学问的新方法,如李学勤先生讲“国际汉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而作为西学一部分的汉学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为其对象,她所提供的一些方法和理论对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更为直接和便利。这就是为什么“海外中国学丛书”当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而汉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我们只要提一下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就足够了。

    国外汉学家的一些研究为什么会在一些方面高于国内同行的研究呢?这是我们国内学者要认真反思的,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有二点较为重要。

    第一,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献,海外优于国内。例如长期以来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但这并非国内学者不努力,而是绝大多数敦煌文献藏于国外,国内学者无法使用。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明清中国基督教研究,至今最优秀的学者、最有影响的著作大多是汉学家的而不是国内学者的。因为大多数传教士的文献藏于国外。

    第二,研究方法汉学家高于国内学者。高本汉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音韵,从而使这一研究走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老路。李约瑟运用现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国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学科。费正清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从而开创了西方汉学的新路,使美国汉学从此有别于欧洲汉学。目前,国内文科研究中许多人采取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这同样受启于汉学家。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面临范式转换的今天,汉学家对中国学术界在方法论上的影响日益增大。

    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并非整齐化一,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隔靴抓痒,文不对题。他们的许多研究方法和成果也应深入讨论,但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轻视海外汉学家的理由,他们的存在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应了解他们、研究他们并与其积极对话,以此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汉学的研究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措施。

    在更大的意义上看,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自己的学问,无论是传统的文史哲,还是当代有关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已经不再是中国学者自己独有的专利,中国学术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汉学的存在日益揭示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近20年来在西方的传统文科中,汉学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每年以15%的速度发展。随着中国加入WTO,域外汉学还将会有大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汉学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表现,汉学的强大是中国强大的表征,它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正像人们所说的语言与文化的强大是民族昌盛的特征。现在全球有近万名专业汉学家,仅美国就有6000多名职业汉学家,每年毕业的汉学博士有近千名,每年海外出版的汉学著作有几百部,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无视他们的存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首要一步就是要了解海外汉学,中国文化要显示其世界文化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与汉学的沟通与互动。

    把海外汉学作为学术史去研究——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起,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已有十几本之多;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洋洋洒洒已有近30多本;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后来居上,注重学科建设,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相继问世,西方汉学的鸿篇大作《剑桥中国史》甚至有了多种译本,许多译著受到好评;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备受欢迎;季羡林主编的《中学西传》丛书侧重研究,引起学界注意。在这些丛书之外,为推动对汉学的研究各类学术性辑刊纷纷出版,刘梦溪主编的《世界汉学》、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究》、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李学勤主编的《法国汉学》等已成为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国际汉学》创办最早、出版稳定,它已开始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些大学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四川外国语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所都已成为这一学科的有影响的机构。

    在学术界已涌现出一些对汉学研究颇有成就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已故的孙越生先生是这一学科最早的推动者,他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世界汉学家手册》、《苏俄中国学手册》、《国外中国学研究》(4册)等著作,至今仍是学者们的案头必备之书。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教授的日本汉学研究成果卓著,他的以《日本中国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向学界展示了汉学研究的广阔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耿升研究员以翻译法国汉学为其主业,近20年来他所翻译的法国汉学著作范围之广、难度之大令人惊叹,被学界誉为当代冯承钧。另外李明滨对俄国汉学的研究、侯且岸对美国汉学的研究、张国刚对德国汉学的研究都是近年来的重要成果。

    这表明国内学界已不仅仅在各个相关学科中汲取汉学的成果,而且开始把汉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加以把握,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对汉学的态度就不仅仅是把他们的成果拿来就可以的。因为汉学是发生在域外学术传统中的一种学问,它必然受到其发生与发展的学术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你不了解其学术传统就很难真正知道它的问题所在,它的运思特点。以西方汉学为例,传教士时代的汉学,19世纪的汉学和今天的汉学有着极大差别,如果你不了解西方汉学近400年的传统,取其一点加以评论,恐怕会出问题。

    进一步讲,西方汉学是西学的一部分,虽然它以中国为其研究的内容,但理论的框架,文献背后的解释方法都是西方的。按萨义德的理论,整个西方的东方学都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就需要我们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审视国外汉学。同时在研究中我们又要考察汉学家们是如何获得中国的知识的,在不同的时代,他们获得的中国知识又是不同的,摸清这种知识传播的途径,这就需要我们进入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因此,一旦我们采取一种学术史的办法来研究汉学,就发现这使自己处在一个各个学科的交叉之中。

    对海外汉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目前都在摸索之中,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一旦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汉学研究取得进展,我们的各个专业学科对汉学的吸收和借鉴就会更加自觉,就会突破那种仅仅停留在知识侧面同汉学家的交流,而从跨文化的角度,在比较文化的侧面上对其审视和吸收,展开交流与对话,推动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

    其实,以这种方法治海外汉学也不是今天才有,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中西交通史这个学科渐渐成熟时,就有一些前辈学者开始了这种研究。例如,陈受颐先生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阎宗临先生对法国汉学的研究,方豪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在当时都较有影响,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的翻译出版和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的出版是当时的代表性成果。今天,我们不过沿着前辈的做法重新开始,虽然耽误了许多时间,我想只要沿着这个方法慢慢去做,注意学术积累和学术基本建设,在基本文献的整理、翻译和解释理论上同时着力,这个研究领域会出一些好的成果,我们期待着。

 

中华读书报 2003年5月21日

 

 

关于海外汉学的对话(对话者:张西平 叶向阳)

 

9月6日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其60周年校庆之际,举办了“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记者、编辑叶向阳就海外汉学的有关问题专门采访了本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张西平教授。

张西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代表作有《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本色之探》(与人合编,国际广播电视)。他目前从事西方早期汉学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综合性研究。

 

叶:张教授,这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研讨会”,会议开得很隆重。我感到这几年学术界对海外汉学很关注,但有些基本概念似乎不太统一,例如有人称“中国学”,有人称“汉学”,你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

张:我们这个会是为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六十周年而召开的,它的特点不在于讨论汉学的某个具体学术问题,而是就汉学学科的历史和特点展开讨论,并就在国内如何展开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进行了交流,其目的在于推动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加强这一学科的建设。的确如你所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无一个统一的说法。就我看来,Sinology中文可译为“汉学”,意为西方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Sino是表示“秦”,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称中国。美国汉学兴起以后逐渐将欧洲汉学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扩展到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的研究,在方法上也采取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史哲领域,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Chinese studies”,即“中国研究”。

如何在现代汉语中称谓这一学科,目前在中国学界尚有分歧,主要两种意见:一种称为“汉学”,主要是指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国的研究,有时以“国际”或“海外”限定是以区别中国历史上的汉代经学(又被称为汉学)和清代汉学(即著名的乾嘉学派),当然这个限定语只是对我们国内研究者而言,以示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另一种意见认为应称“中国学”,即国外对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研究。这个问题还可继续讨论下去,我们在《国际汉学》上开辟了一个“汉学一家言”栏目,旨在引起讨论,逐步形成共识。

叶:如果从学术史上看海外汉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你能否简要地给我们描述一下。

张:这个题目太大,不要说一本书,十本书也说不完。但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粗线条地、极其简单地描述一下海外汉学发展的历史。

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公元522年随佛教传入日本,中国的典籍也就传入日本,经过飞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传统汉学达到了顶峰,中国宋代的朱子哲学被尊为日本官方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汉学历史最为悠久。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我们可把《马可波罗游记》作为“游记时期汉学”的代表,此阶段是西方汉学的萌芽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大航海以后西方人来到中国。到耶稣会1583年入华以后,才开始了“传教士汉学时期”。从外在形态上此时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仍主要局限在传教学的领域内,汉学家主要是入华传教士,但从他们研究的方法和成就上来看,他们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仅葬于中国大陆的传教士就有几百名,他们能熟读中国经书,并熟练地用中文写作,中文著作有760多部,仅利玛窦一生就有24部中文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存目》的就有13部之多。

这些传教士从明末清初开始到1800年不仅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对明末清初的杜会文化产生影响,同时他们又以多种西方文字发表近百部关于研究中国的著作和近千封书信,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直接影响了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学西传”。

应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基了欧洲汉学,以后的西方汉学家都把这一时期称为“古汉学时期”,认为传教士的许多汉学著作为“千古不朽之作”。我们可把欧洲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称为欧洲汉学的奠基时期。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设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即“专业汉学时期”。从此以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之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

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是雷慕莎,经过儒莲、沙畹、微席叶几代人的努力,到二十世纪伯希和时期,法国汉学研究已达到很高的成就,成为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领头羊。到今为止,法国汉学在整个国外汉学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都和它的这段历史相关。

英国的汉学研究发轫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首先设立汉学教席的是剑桥大学的东方学部,继而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相对于欧洲大陆,英国的汉学传统较为薄弱。

荷兰汉学是随其在东方的扩张而逐步形成的,1875年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席位,1890年由著名汉学家考狄所创立的《通报》成为西方第一份汉学的专业刊物,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德国汉学起步也比较晚,直到1912年在腓特烈·威廉帝国大学才成立了汉学研究所,并有了专职的教授席位。但近代以来德国汉学发展较快,在欧洲也比较有影响。由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的卫礼贤所创办的法兰克福“中国学社”,创建于北平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都有重要影响。

瑞典汉学以十九世纪末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中国西部探险而开始,以高本汉在任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而开始了它的汉学历程。高本汉在语言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曾令国内学术界惊叹,它直接影响了赵元任、李方桂等中国学者的语言学研究。

东欧汉学总体水平较低,历史也较短。应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汉学研究。俄罗斯汉学源于1741年3月23日圣彼得堡科学院聘用伊拉利昂·罗索欣为汉学教师为起点,在清康熙年间就有驻华东正教团从事汉学研究,到阿列克谢耶夫时期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由于地缘关系,俄罗斯对汉学研究所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在欧洲都一直居以领先地位。

美国汉学开始于184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的入华,由入华传教士卫三畏返回美国后创立了耶鲁大学汉学系,从此拉开了汉学研究的序幕。在十九世纪哈佛大学所创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汉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频繁,汉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近二十年来在西方大学的人文学科中增长最快的一门学科。在欧洲以德国为例,原来大学没有东亚系的纷纷设立东亚系,已有东亚系的大学则将汉学系从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以加大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由于大众汽车基金会的介入,使德国汉学近年来成为汉学发展最快,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点和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现在为国外汉学研究中的第一大国。研究机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5所增长到200所左右,职业汉学家1000余人,每年的中国学博士生约有1000人,若将图书馆的东亚部、学生、研究机构算在一起总体人数约有6000人。

当代国外汉学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整体性研究加强。各国近十余年来纷纷成立汉学联合会,欧洲成立了“欧洲汉学学会”,有定期刊物,每年一次会议。美国东亚研究会规模大,每年都有年会。由于整体合作加强,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

第二,学术研究从传统治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研究转变,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领域对中国的研究日益加强。

第三,基金会加大对汉学研究的投入。德国的大众汽车基金会,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对汉学的支持和投入逐年加大,从而直接推动了汉学的发展。

叶:最近我读了你们汉学中心主持出版的《耶稣会中国书简集》感到很有趣,我想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与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很有关系,由此我想到海外汉学家人数不多,但影响还是很大的,他们直接影响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张:是这样的,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产生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就西方汉学的历史而言。汉学家的文化倾向直接影响着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我们从近现代以来西方对待中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明末清初耶稣会入华以后,为扩大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和影响,执行了利玛窦所确定的“合懦”路线,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力强于欧洲,康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占全球近1/3。耶稣会为争取欧洲对其在华传教的支持,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入华耶稣会士的这种文化态度直接影响了欧洲文化乃至各君主国对中国的态度,在欧洲历史上形成了近二百多年的“中国热”。

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力的衰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入华的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利玛窦的亲近中国文化的路线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殖民主义的中国观。他们的这种文化取向同样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大众对中国的认识,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还是受这一时期的影响。中国成为愚昧、落后的象征。

汉学家的两种不同文化态度,形成了西方两种不同的中国观,虽然这里还有中西之间国力对比的变化,中国封建杜会自身的问题等诸方面的原因,但汉学家的态度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当代来说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当代中国学鼻祖费正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由于费正清在解放战争期间访问过解放军控制的张家口,见过我军高级领导人,从而对中共和中国社会有较深的认识。他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一直坚持同中国接触,同中共政权接触的政策,不同意过多支持蒋氏政权。这样在麦卡锡路线中曾受到审查。但随着他在美国汉学界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六十年代末同基辛格结识后,他的中国研究及其政策倾向对尼克松政府产生深刻影响。美国汉学界就有人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建交是费正清汉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实际上各国“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基本上都是由汉学家担任的,汉学研究是同各国与中国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汉学机构同时也就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幕僚机构,例如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实际上直属德国外交部,它每周都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上交德国外交部。

在这个意义上,抓住了汉学家就抓住了各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的核心成员,影响了汉学家,使其知华、亲华,就会影响各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因而对国外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同时是同国家的利益与安全紧密相关的。

从民众的角度来说,西方大众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汉学家,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了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如果改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培养亲华的汉学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与宣传影响民众。

叶:国内学术界有不少人对海外汉学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外”研究中国怎么也比不过中国人,不能过分宣扬海外汉学。汉学对国外中国观的形成无疑有重大影响,但对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民众有什么影响呢?

张:这个问题很重要,汉学对中国学术有什么价值?对海外汉学的学术梳理对我们自身文化建设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不弄清,这个学科就很难有进展。从前者来说,我们只要看一下近代中国学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可清楚汉学的价值。

国外汉学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学术研究日益国际化的过程。国外汉学的存在已标明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事业,而不专属于中国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国外汉学既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研究又对国内学术界提出了挑战。

在本世纪初汉学界曾和中国学术界有很好的互动关系,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的交往直接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卫礼贤在北大长期任教,钢和泰曾任教于厦门大学,胡适等学者和他们有很好的交往。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古汉语的研究直接启发了赵元任、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三十年代的一代学术宗师所以在中国奠基了学术地位,很重要一点是冲破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而采取了汉学家的一些新的方法,从而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一点张国刚关于对陈寅恪在德留学笔记的研究很有说服力,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对这个问题已有很系统的研究。很值得一读。

其实,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过去,就是今天也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以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解释面临着一个研究范式转变,汉学成为我们这种学术范式转变的重要参考系。最近杨念群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文章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种影响不仅仅在学术界,从五四以来我们一般民众所接受的启蒙的进步观,中国文明是停滞的文明等许多看法其实是近代以来汉学家们所塑造的西方中国观,也就是说西方汉学家所建构的西方中国观成为我们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文化背景。

所以,无论从那个方面看汉学都是与我们的学术和文化有关系的。这说明在全球化的今天学术已成国际性事业,文化已在相互渗透和互动中消长。

叶:你的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梁启超当年说到中国历史研究的三阶段时把中国放入世界脉络中来研究中国作为最高阶段,这种在世界背景中看中国的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汉学家对话。我很想知道就中国学术界来说,这种对汉学的关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就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某一方面国学与海外汉学的互动一直存在,但把海外汉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进行学术的梳理,根据我有限的认识,最早可能是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这本书参考日文的内容较多,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更自觉些。真正自觉地研开始这方面研究还是在八十年代,社科院的孙越生先生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所领导编写的《国外中国学》、《苏俄中国学家手册》、《日本中国学家手册》等工具书至今仍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之书。严绍的日本中国学研究成就最大,他的研究进路与方法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李学勤所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是国内学术界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学科的重要尝试。另外,耿升的法国汉学研究,侯且岸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李明滨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张国刚的德国汉学研究都是近二十年来的重要成果。

另一大进展是对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都很有影响,尤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数量多,影响大。

这一学科开始走向规范的另一标志是《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几种学术刊物的创办,它们为从整体上把握海外汉学提供了一个研究的阵地。

叶:这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还是很大,尤其在翻译方面。正如严绍教授所说,真正要从事汉学的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还是很高的。目前能直接阅读汉学的原著,并就专业问题同汉学家对话的学者并不多,因而若推动汉学的研究、形成国学与汉学的有效对话还必须加大翻译工作。

张:这次会议有两点是达成共识的:其一,继续推进对汉学著作的翻译工作,我们应充分肯定这几年来在汉学著作翻译上的成果,正是这些译者的努力,我们才达到今天对汉学的认识。其二,应加强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尽快摸清各国汉学发展的谱系,学术流派的演变。作为学科存在的海外汉学研究主要的工作是学术史的研究。严绍所提出的作为学科存在的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应包括四点,即:1.研究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轨迹和方式;2.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文化语境中存在的状态,也就是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排斥状态;3.研究各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所形成的“中国观”;4.研究各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研究的具体成果和方法论。在会上李学勤、侯且岸、孟华、刘东、周发祥、任大援,台湾学者黄俊杰及多名汉学家都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叶:近年来您一直在致力于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由你们中心主办的《国际汉学》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好的反应,它尤其受到汉学研究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者和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者的关注。我感到您的研究是在汉学和中国基督教史两个方面。

张:就我个人研究来说集中在“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如果从学术史上梳理西方汉学,必须从传教士汉学入手,这是整个西方汉学的源头、基础、根基,不把这段搞清楚我们很难摸清西方中国观的演变脉胳,很难搞清西方汉学的知识积累、学术传承。而传教士汉学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完成的,明清时的“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很难分开研究,因此,做传教士汉学的研究也就是在做明清基督教史的研究,二者是互有区分而又相关联的。另一方面,早期汉学又和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联在一起。因而,我感到从大航海以后,世界近代文化的变迁必须从东西两个方面同时着手。我们中心的工作首先着眼于整个学科的建设,注重基本著作的翻译,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这样才能形成我们的特点。这方面我也是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如果说这几年有些成绩,根本上还是学者们的支持和我们与大象出版社良好的合作的结果。

总之,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目前主要还是在对外汉语、中外关系史、宗教学、比较文化等几个学科中生长,尚未形成较为独立的学科内容和体系,整体性、代表性、奠基性的学术著作还不多。这说明它是一个新兴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具有挑战性的学术研究领域。

叶:据了解,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已有多种汉学出版物面世或即将面世,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张:可以。我们目前正在编撰三大系列丛书,分别是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1、《耶稣会中国书简集》(1-3)郑德弟等译

2、《耶稣会中国书简集》(4-6)耿升等译(即出)

3、基歇尔《中国图说》张西平等译(即出)

4、李明《中国现形势志》郭强译(即出)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1、《列班扫马传》(英)威利斯·布哲(即出)

2、《中国的使臣——卜弥格》(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3、《傅圣泽传》(美)魏若望(即出)

4、《汤若望传》(德)魏特(即出)

5、《马礼逊传》(英)W.汤森(即出)

三、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儒学研究系列,

1、《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英)葛瑞汉

2、《孔子与中国之道》(美)顾立雅

3、《亚洲的价值与人的权利》(美)狄百瑞(即出)

4、《轴心期时代的儒家伦理》(德)罗哲海(即出)以上图书均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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