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我们总是说，“应该怎样教育下一代的政治哲学家？”在我看来，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应该怎样教育下一代政治哲学的教授”。你不可能为天才把一切规定好；一般说来，他们总是可以自我照看。哲学不是一种类似于医药或制鞋的职业。不过，政治哲学的教授毕竟是可以被教育的，他们的作用是发现天才的卓异之处，并让这些天才为其它人所理解。同时，通过保存一个哲学家教育的传统，他们也同样有益于哲学家——因此，政治哲学的教授既服务于公共的善，也为潜在的哲学家提供了他们必须得到的精神食粮。

       不过，我们的问题仍旧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它包含了“应然”的成分；如果我们成功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证明政治哲学是可能的，它有能力创造“规范有效命题”。我们的主张是否能得到认可取决于创造“规范有效命题”的能力。这个问题的好处还在于，它迫使我们从学生的角度——这也是最为有益的角度——对我们自己做出评判。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就再也不能拒绝越出我们的专业限制，我们必须关注整个人类的何去何从，这当然也是我们乐意见到的；同样，我们也必须关注我们的学科中最为普泛的问题。我们的追问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政治哲学作为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性研究的国王，同时也作为政治家的指导，已经不再具有它的荣耀。政治哲学正处于它的危机中；当代最为有力的思想运动怀疑甚至否认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危机也是西方的危机，因为西方的危机其实正是我们对自身原则的正义性的信任危机。

        为了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3），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4），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文化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文化”（cultura）首先意味着农作：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对土壤的照料，以及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文化”衍生性地、且在今天主要地意味着对心灵的培育，按心灵的本性对其内在能力的照料和提升。就像土壤需要其培育者那样，心灵需要老师。但老师的产生可没有农夫那么容易。老师自己也是且必须是学生。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必须要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这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那些伟大的心灵，或者，为了避免在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混表述，就是那些最伟大的心灵。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我们在任何课堂都不可能遇到他们。我们也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遇到。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然而学生们为其实践目的，无论其熟练程度如何，都可以而接近这些老师，接近这些最伟大的心灵，只要他们阅读那些伟大的书。因而自由教育由以适当的态度研读那些最伟大心灵留下的杰作构成——在这种研读中，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那些经验较少者，包括那些初学者。

这并非一项易事，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刚才提到的教育模式的话。那一模式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许多生命都已经、并仍将消逝在对这些注释的写作中。例如，说伟大的书应该被“以适当的态度”研读是什么意思？此刻我只提一个对你们任何人都很显然的困难：最伟大的心灵在最重要的主题上并不都告诉我们相同的事情；他们的共存状况被彼此的分歧、甚至是极大量的分歧所占据。无论如何，它都显然导致了自由教育不能是单纯的灌输这一结果。我还要提另

《摩登广州话语音学》（Modern Cantonese Phonology）读书笔记

文学院  07级对外汉语专业  欧阳丽雯

《摩登广州话语音学》（Modern Cantonese Phonology）是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包睿舜在白保罗·班尼迪克关于广州话音系的调查研究手稿的基础上，撰写的关于现代广州话语音学的一本兼具普及性和研究性的专著，原书以英文撰写，于1997年由美国纽约Mouton 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兼采传统语言学的描述方法和现代实验语音学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及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现代广州话进行了比较综合、全面而细致的介绍和描述。该书共分三章：第一章介绍了广州话音系中的辅音和元音，第二章讨论了广州话的声调，第三章阐述了广州话音节和词。此外，第一章前面是导言，对广州话方言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三章后面是后记，是作者对广州话在21世纪的发展的预测。该书详尽分析了广州话音系的特点，比较了广州粤语、香港粤语和澳门粤语中的细微差别，介绍了广州话从中古到现代以及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演变，比较了粤方言、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东南亚诸语言的共同点，研究视域比较开阔。下面结合中国国内关于广州话方言的研究情况以及个人的一些阅读感受和思考，对该书各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分别进行述评。

导言

导言首先对广州话方言的名称、分布范围、使用人口等方面作了一番简明的介绍。广州话又名广东话、香港话、白话、唐话或粤语，是中国方言中的粤语的一种，主要分布于香港、澳门、广州以及广西的南宁和梧州等地，中国境内外操广州话的人口超过了四千万。

历史之眼——真相之外的真相

07对外汉语专业 刘莹

说 明

1．主要阅读书目

A.《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保罗·柯文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B.《费正清文集—观察中国》

费正清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版

P.S.此处只指针对本篇读书笔记而言

2．大纲

一．写在前面的话：“读史使人明智”

二．柯文的历史三调VS费正清的身外视角

（一）历史三调：“我们”不断调整的历史镜像

第一调：“事件”——被叙述的历史

第二调：“经历”——移情中国的万花筒

第三调：“神话”——为我所用的多重解读

（二）观察中国：“他们”眼中的中国景观

三．结语

一．写在前面的话：“读史使人明智”

从小到大一直笃信“读史使人明智”这样耳熟能详的名言，就像相信失败是成功他妈，总会培养出成功的儿子一样，从来不去思考这之中的必然的因果逻辑联系，或者是去质疑这其中的玄机四伏。少年时代的历史老师也从来都是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同学们我们要用辩证的历史唯物观来看待其利其弊，于是所有的历史都在“起因—过程—结果”这条道上变得明朗而单一，即使是所谓“偶然事件”也被贴上标志性的标签而变得顺理成章。这个时候历史是挂在墙上的老照片，学到的知识是“哦，我知道照片里的那是康熙爷爷”。

《孔子：即凡而圣》中关于“礼”的读批

07级对外汉语  于姗姗

内容摘要：本文重点分析《孔子：即凡而圣》一书的第一、三章中关于以“礼”为核心的概念群。从由于翻译所造成的关键概念的曲解入手，对书中的谬误做一个追本溯源的分析和修正，以期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更加恰当的把握到孔子的仁礼思想。

关键词：翻译；礼；正名；仁

《孔子：即凡而圣》这本书有着很大的主观性，读起来更像是作者对孔子的一次再造。他认为一个“具有原创思想的人”，不会“仔细辨明他所说的言论的一切可能的含义”，所以孔子的思想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含义”，这文写得洒脱，兴起了难免“六经注我”，读罢此书，学生对其中关于“礼”的论述，有着许多特别的感受，于是便做一些“我注六经”的工作，以期在批判中对“礼”的概念能够加深理解，也顺便由此看一看域外汉学研究可能出现的纰漏。

一、礼

作者的理解的“礼”是“在适宜的礼仪环境中、通过恰当的仪态和言辞来希冀他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动态关系的具体人性化形式”。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因为“参与礼仪活动的人都是严肃和认真的”。“人际关系的深浅程度可以微妙的表现在礼仪的姿势或仪态中”。作者在此试图营造出一种非方法论意义上的礼仪，区分了“相互尊重”和“对相互尊重的察觉”。尊重是一种虔敬的行为态度，“意识到需要表示尊重”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缺乏这种态度，虔敬是一种需要投入才能达到的不自知的态度，人为的去追求这种态度，往往达不到这种态度。在这里，尊重就并非仅仅是承载着社交目的的肢体符号，不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一种需要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读书报告

文学院07对外汉语专业 刘婧

说来有些惭愧，在看这本书时，已经看了一段时间的我还对本书的作者到底是哪个斯当东很疑惑，记得以前在课上，老师在介绍这本书时提到当时马戛尔尼的使团中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叫小斯当东，因为会讲中文而深得乾隆帝的喜爱，乾隆帝还解下自己的荷包赏给这个小斯当东。后来看着书封面上的“[英]斯当东 著”我就总觉得是这个小斯当东写的，但是看了内容以后，我开始怀疑书里面提到的那个会讲汉语的见习童子真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怀疑产生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他没有用第一人称来叙事，并且叙事使用的并不是从一个随团童子的视角出发；第二，当时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记住那么多的东西并且深知自己所见表象下的内涵并作出评价。查找了一些资料后，终于才把两个斯当东弄清楚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作者是乔治·斯当东，是当时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而小斯当东是这位副使的儿子，名叫托马斯·斯当东。他在使团里的职位是见习童子，当年12岁，因会说汉语，而受乾隆的额外礼遇。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述：“皇帝及与此小童谈话，问答未几，遽欣然自腰带上解一所佩荷包，中实槟榔者赐予小童。”非常巧合的是，这位小斯当东在与马戛尔尼使团一同访华的23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再次派遣的访华使团中担任了与他父亲当年相同的职位：副使。然而这次因为英国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出境。或许这位有过两次出使中国经历的小斯当东对当时中国落后的军事力量有更深的印象，他一直主张对中国采取武力。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前夕，小斯当东

欲 之 旅

——《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读书报告

07级对外汉语班  张榴琳

说  明

1、书名中“迷楼”一词，是宇文所安先生在中文版序中提出的一个与欧洲文学研究建筑传统[1]相对应的概念[2]，也暗含了这样一种信息，本书是用一种“迷楼”的方式来分析诗的，即所有诗歌，不论时间、空间、作者……全部都是置于同样的视域当中加以比较的，只需要用一维的眼光分析诗歌的语言（线性分析）,探寻语言的意义,以及诗歌背后的内涵；但是我的读书报告题目中用到了“旅”字，这就牵涉到在时空中的分布，明显带有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痕迹，严重违背了宇文所安先生的本意。在这里我必须表示无可奈何，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脱离这种思维方式我已经很难思考很难分析。而且我还发现，脱离“欧洲建筑方式”来思考，你将很容易陷入“迷楼”，不知道哪里是方向哪里是终点哪里是尽头——我不知道这种思维方式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勾勒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元素——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稳定（当然在新的视域之下那个漫长的时代是不是应该叫做“封建社会”还值得商榷）——不过对于现在深陷作业海的我来说，这样一种方式显然会令我更加无望，于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我还是选择了“欧洲建筑传统”方式，起码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

高居翰《气势撼人》读书报告

文学院对外汉语    李莉丽

【提要】高居翰是是当今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权威之一，在《气势撼人》以及《山外山》等书中，作者阐发了自己对于明清绘画的独到见解，其中虽有失之偏颇的部分，但并不影响其参考性和启发性。本文将从“传统VS自然”、“社会VS个人”以及“西化VS本土”三个方面对高居翰的中国艺术史观予以论述。

【关键词】17世纪绘画；传统秩序；自然主义；西洋画

高居翰教授（Professer James Cahill），1926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师从已故知名学者罗越（Max Loehr）。1979年春，由哈佛大学诺顿讲座［Charles Eliot Norton］系列演讲为蓝本而出版的《气势撼人》一书，概略阐明了过去20年来高居翰在《中国画之玄想与放逸》［Fantastics and Eccentrics in Chinese Painting，1967］、《灵动山水》［The Restless Landscape，1971］、《吴彬与龚贤作品中的欧洲影响》［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works of Wu Pin and Kung Hsien, 1970］等著作中主要关注之所在，并且也集中展现了高居翰对晚期中国绘画中“自然”与“历史”的诠释。书后附有高居翰的老师罗樾教授的评语，他以近似出版商的宣传口吻，褒扬此书是“西方研究中国画史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也曾获得美国大学艺术协会颁发的1984年全美最杰出的艺术史著作奖——查尔斯·莫里奖［The Charles Rufus Morey Book Award］。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也谈李白与杜甫

曹怡晴 （文学院07级对外汉语专业）

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

——宇文所安《盛唐诗》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这样的语词来称呼他们——诗仙、诗圣。我们也似乎习惯了将他们当作盛唐时代的两大典型诗人，而忘却了他们身后的其他风景。然而，在那个“京城诗”一统天下的年代，这两位诗人——李白与杜甫，虽是“唐代之诗苑中并开争茂的两朵奇葩”[①]，却非盛唐时期的典型代表。九世纪初的唐朝人为李白与杜甫所创立的美丽神话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已然无法忽视那些加之于李白与杜甫的既定论调与权威术语。冷冰冰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帽子下的“诗仙”与“诗圣”仿佛面无表情，他们与逝去的历史一道成为任人随意打扮的玩偶，在接受膜拜的同时，也接受着真相抹去之后的荒谬与虚无。“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当杜甫如此悲叹李白之境遇时，是否也是在为自己嗟叹呢？名垂千古又能怎样？流芳百世又能如何？生命之中的寂寞、悲苦、忧伤，才是真正构成诗人人格的要素。作为历史的围观者，我们所能见的、所愿见的，